但在我们研究自恋自体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之前，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子话题上：表现欲和夸大幻想。

让我从Trollope 的小说《巴切斯特大厦》（51）中的“婴儿崇拜”一章开始，它描述了一位母亲与她的男婴互动，“蹬呀，踢呀…，咚…；他不是有可爱的腿儿吗？”痴迷的母亲说“…他是个…小小…亲爱的，就是他；他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粉红小腿儿，他就是有呀…嗯…你看到了吗？…我淘气的…约翰尼。他扯光了妈妈的头发。。。最淘气的小人儿…宝宝高兴地大叫咯……”这个极其普通场景的简短描绘，很好地表明了外部环境与孩子心理装置的两个重要方面的关系：他的表现倾向和夸大幻想。在广义上，表现欲可以被视为所有驱力的重要自恋维度，是在表达驱力目标（自体作为表现者）的自恋重点，而不是它的客体。客体只有在被邀请参与孩子的自恋快乐并由此得到确认时，这个客体才是重要的。在心理上的分离建立起来之前，婴儿从整个身体自体中去体验母亲的快乐，作为他自己心理装置的一部分。在心理上的分离发生后，孩子需要母亲眼中的光芒，以维持自恋力必多的充盈，而这一充盈现在依次关系到各个成熟阶段的主导功能和活动。由此我们谈论起肛门、尿道和阳具的暴露，注意到对女孩来说，尿道生殖器期的外露，很快就被关注整体外貌的表现欲所取代，被一种对相互关联的道德和驱力控制的表现欲所取代。

儿童的表现欲必须逐渐去性化（desexualize），服从于其目标导向的活动，这项任务最好是通过逐渐的挫折并同时在充满爱的支持之下来完成，而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拒绝，或是过度放纵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融合，以及迅速、不可预测的变化），都为各种扰乱提供了情绪的土壤。尽管损害的结果差异很大，从严重的疑病症到轻微的尴尬，但从元心理学角度来说，它们会伴随有不充分和异常的释放方式，都是自恋表现欲加剧的紧张状态。在这所有情况下，自我努力让客体参与自恋自体的表现中，但在被客体拒绝后，自由释放的表现欲失败了；没有身体表面充满愉悦感，只有令人不快的脸红；没有对自体价值、美好和可爱的确认，只有痛苦的羞耻。

现在我将转而审视夸大幻想在人格及其功能的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尽管自恋表现的渴望可能被认为是自恋自体的主要驱动力，但夸大的幻想是它的构想内容。它是否有助于健康或导致疾病，是否有助于个人的成功或导致堕落，取决于它的去本能化（deinstinctualization）的程度，以及它整合到自我现实目标的程度。举个例子，弗洛伊德说过，“一个被母亲绝对地宠爱过的人，一生都保持着征服者的感觉，这种成功的信心往往会带来真正的成功”（24，第26页）。作者E.Jones，38，第5页）。显然此时弗洛伊德是在谈具有适应性价值的自恋幻想，对人格提供了持久的支持。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中，早期对权力和伟大的自恋幻想，并没有过早地遭受到反对而导致突发的创伤性失望体验，而是逐渐整合进了自我现实导向的组织之中。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总结原初自恋的两个主要衍生物对成熟心理组织的最终影响。在有利的情况下，从自恋自体散发出的被中和的力量（人格的自恋需要及其雄心）逐渐整合到我们的自我网络中，健康享受自己的行为和成功，当我们面临自己的失败和缺陷而产生失望和羞耻时，它能帮助我们去适应。同样地，自我理想（我们欣赏和仰望的内化的完美形象）可能与自我形成一个连续谱，作为自我和谐价值观的焦点，作为我们活动和追求的健康方向感和指路明灯，而当我们无法抵达它时，也能作为帮助我们去适应挫败的客体。超我被坚定地投注并极度理想化，吸收了相当多的自恋能量，因而弱化了人格上自恋失衡的倾向。另一方面，当自我无法为自恋自体的表现欲提供适当的满足时，羞耻感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羞耻倾向的案例中，他们的人格特征中都对超我的理想化存在缺陷，且自恋的力必多都集中于自恋自体；因此，被雄心和成功驱动的人，夸大自体和强烈的自恋表现张力未能很好地整合，这类人是最容易感到羞耻的人。（备注8：E、 雅各布森（36，p.203f.）与A.Reich（47）的观点一致，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患者常常把 “焦虑、羞耻和卑微的痛苦经历” 归咎于自己的崇高理想，但实际上他们遭受的冲突与“夸大、渴望的自我形象”和“自恋表现欲的挣扎”有关。）如果来自自恋自体的压力很大，而自我无法控制它们，人格就会对任何类型的失败感到羞耻，不管它的雄心是关乎道德上的完美还是外在的成功（抑或在通常情况下也可能会交替出现，因为人格的目标结构和理想结构都不稳固。）

因此，在最佳情境下，自我理想和自我的目标结构是人格对自恋的脆弱和羞耻倾向的最好保护。而在维持人格的自恋平衡过程中，自恋自体、自我和超我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描述：当自我努力去达成目标、模仿外在的范例、服从外在的要求，或去达到标准，特别是达到超我的理想时（即对“自我理想”来说。。。要努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更完美的要求”[27]），自恋自体提供少量的自恋表现欲力必多，它们转化为自恋失衡的潜意识（subliminal）信号（潜意识中的羞耻信号）。如果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陈述：自恋的自体试图向自我展示它的完美，或者，通过自我的中介，间接地向外部世界或超我展示它的完美，并发现自己的欠缺；然而，由此产生的少量力必多的错误释放，向自我发出潜在且痛苦的羞愧体验的警示。

Saul （49，第92-94页）在Alexander （1）的基础上，结合文化人类学（2）的研究方法，将内疚和羞耻作为平行现象进行了比较，与本文对羞耻情绪的元心理学解释相反，他指出了内疚和羞耻是两种情绪，它们的一个区别是当人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羞耻感就会产生，内疚则不是这样。这种结构区分的相关问题（特别是Piers和Singer对这一立场的全面陈述[44]）与本研究无密切关系，这里也不讨论。Hartmann 和Loewenstein（34，第67页）最近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认为“过分强调将自我理想与超我其他部分分离开”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理论程序，是“罪恶和羞耻在结构上对立”的关键。（备注9：另见Kohut和Seitz（第39页，第135页），他们强调了保留超我内在道德力量的基本“功能性和起源性凝聚力”概念的重要性，尽管其心理效应的现象学来看具有启发性的优势和区分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Sandler,、Holder和 Meers（48，p.156f.）在超我的语境中保留了自我理想。然而，基于Jacobson（35）和A.Reich（47）的贡献，他们假设存在着“理想自体（ideal self ）”（与自我理想不同），认为儿童想要“通过实现理想自体来避免失望和挫折”，并得出结论：当个体未能实现“他接受的理想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感，而他当理想自体与他内摄的内容不同时，就会感到内疚。”

自恋自体、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格的特质，因此，与人格的其他组成部分或属性相比，直觉地被视为一个人个性或身份（identity）的试金石（备注10：在精神分析中，很难找到“身份”概念的合适位置，因为语义的模棱两可，它也适用于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凭印象来使用这个术语所勾勒的模糊轮廓，采用实证的方法似乎是合理的，事实上，偶尔（例如，见Kramer[40]）也会带来一些启发性的发现，特别是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在许多杰出的人物中，这种内在平衡似乎更多地受到整合良好的自恋自体（疏导驱力）支配，而不是由自我理想（引导和控制它们）所支配。例如，丘吉尔在一个不断扩建的竞技场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从一个用普通手段无法解困的绝境中逃脱出来的壮举（他在布尔战争期间著名的逃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他的人格深处隐藏着他能飞起来的信念，所以当普通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时也可以逃走，对此我毫不惊讶。在自传《我的早期生活》（5，第43页）中，他描述了这样的事：有一次在乡下度假时，他玩了一个游戏，在游戏中一个表弟和一个弟弟来追赶他。当他穿过一座垮越一条峡谷的桥时，他发现自己被兵分两路的弟弟们围困了。。。他写道：“肯定是要被抓住了，但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他看着下面的小冷杉树，决定跳到其中一棵树上。他估算和考虑了一下。“很快，我纵身一跃，”他接着说，“我伸出双臂抱住杉树的顶端，”三天后他才恢复知觉，三个多月后他才能慢慢挪下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驱动无意识的夸大幻想显然尚未完全整合，理智的自我已经在蠢蠢欲动、想要在现实中执行自恋自体发出的指令了。所幸的是，当他的职责（译者注：作为元首）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的内心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这对他自己、对文明的推动都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