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扩大的精神分析治疗已经开始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方面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处于这场论战的中心论题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指的自体。关于它有两种清晰并且明显的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是，为了处理新出现的与自体相关的临床现象，尤其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精神分析的理论需要进行彻底的修订；另一种观点也是我赞同的观点，是当前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自体现象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解释已经足够，因此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型或者理论并不是必须的（理查兹（Richards），1979）。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科胡特（Kohut）（1971，1977）和他的追随者们，他们的观点基于以下四项基本原理：

　　（1）自恋的概念相对于传统精神分析有关发展的理论来说，是一条单独的、独立的发展线；

　　（2）以一个单一的超心理学观点为中心——经济的——并且强调未满足的心理状态的压力。

　　　（3）有关两种特殊的自体客体移情的描述，这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起了名字，而不具有内在诊断、动力和疾病起源的意义；

　　（4）在治疗情境中对共情性内省方式的过分强调，同时降低了观察、认知和综合等方面的治疗师的功能。

　我相信这个理论严重地忽视了潜意识冲突在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把潜意识冲突和发展的缺陷作为了两种正好相反的对立面而不是两相互动的变量。这样的建立理论的趋向是科胡特理论的重大弱点——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建立理论。

科胡特的超心理学起源于以下主张：

两类力比多：自恋的（指向自己的）和指向客体的；

两类病人：自恋的和神经症的；

两类移情：理想化和镜映；

两种不同的精神分析治疗作用机制的概念：转换性内化和领悟；

两类焦虑：（自体）瓦解焦虑（disintegration anxiety）和由内驱力引起的焦虑；

两类攻击行为：非破坏性的冲动和破坏性的攻击行为；

两类客体：自体客体和俄狄浦斯客体；

两类梦：自体状态的梦和愿望满足的梦。

　这个理论最终的结果是将人类分为两类：内疚的人和悲剧的人；内疚的人因内心冲突而痛苦，而悲剧的人遭受因父母共情失败导致发展缺陷的痛苦。

　按照科胡特的说法，冲突理论只适用于内疚的人，自体理论适用于悲剧的人。既然科胡特把当代人的本质看得更为悲剧而不是内疚，那么他认为冲突—驱力模型相对于自体模型来说，更少地相关且更不适用于精神病理学和临床情境的这个观点就几乎不令人感到吃惊了。

　以此类推，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尤其在《自体的重建》一书中，科胡特进一步抛弃了经典的驱力—冲突理论，把自体放在了心理学中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就更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了。根据科胡特的说法，这种新的心理学包含着“一类新的、完整的有关人的概念”，这与弗洛伊德学派关于人的概念十分不同。（Restoration of the Self）

　　因为自体理论描述的是发展缺陷导致的精神病理现象，科胡特事实上提出了精神病理学的缺陷模型。这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两种理论之间——冲突模型相对于缺陷或自体模型——或者在三种理论之间，就像阿诺德·库珀（Arnold Cooper）（1980）已经指出的那样：冲突理论适用于神经症，自体模型适用于自恋性障碍患者，客体关系模型适用于边缘型患者？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盖多（Gedo）和戈登伯格（Goldberg）（1973）提出的关于心智的五种模型呢？

　在精神分析中，或许在所有的科学中，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要容易得多。因为存在以下问题——它的资料是唯一的，它的观点如何得到证明——精神分析又比许多其他科学更难回答问题。这并不等于宣称我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而是我们很难提出或者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来解决理论争论中的某个特定的观点。

在我看来，如果需要提出富有成效的意见，那么我们应该在聚焦理论争议点的同时聚焦于临床。顺着这个思路，我将尝试通过对一种症状——疑病的讨论，来接近我上文提出的争论中心。

我希望能够通过临床材料来评估理论的相对解释功效，以及治疗领域中如何选择精神分析的模型：基于自我—本我—超我心理学的冲突模型或是自体心理学的缺陷模型。我相信疑病是一个特别适合的焦点，因为自体心理学家们把症状看作是自体障碍的指征，这象征着自体破碎和丧失自体聚合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