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先生是一位作家,按他自己的描述,这是一份可靠但是具有局限性的工作;在他三十岁出头的时候,结婚六年的妻子离开了他,就在那时他来寻求分析1。在表面上,他想进行分析的原因，是为了搞清楚他是怎么导致婚姻失败的。但是，这样一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他的治疗动机主要M 先生分析的结案阶段不是希望获得理性知识；他寻求帮助是因为他遭受到自尊感的严重失衡以及一种深刻的内心空虚感,这是他的原发结构缺陷的表现,即其自体的慢性衰弱,并伴有这种结构的暂时性解体的倾向。他的淡漠和缺乏主动性使他感觉自己只是“半死不活”着，他试图借助于充满激情的幻想来克服这种内在的空虚感，尤其是带有强烈施虐情景的性幻想。关于这些对女人进行施虐性控制(将她们捆绑起来)的幻想,他偶尔也会付诸行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这样做过,她认为他的行为是“病态的”。(从理论上讲,这些幻想与付诸行动都是他在试图借助于防御性结构来掩盖一个原发缺陷。)在他的人格组织中极具意义、且在他的分析过程中具有关键重要性的,是他含糊地表达出来的对于写作障碍的抱怨。他的作为作家的工作，本来是应该为其自尊感的提升发挥极大作用的，却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失衡紊乱所阻碍了。

我将在这里集中讨论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确实是 M 先生原发结构缺陷的表现；这与其母亲作为孩子健康表现嗜好的镜映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有着起源性的联系。第二个是患者代偿性结构中的一个缺陷的表现；这与父亲作为一个理想化影像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有着起源性联系。

原发缺陷（自体的夸大-表现嗜好方面的发展受阻）的起源基质，是来自母亲这一方的镜映不够充分。如果具有这种失衡紊乱的患者的的母亲仍然活着,那么在分析中通过第一手材料直接确认她的缺乏共情能力或者其错位的共情性回应往往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通过镜映移情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动力，患者已经对于此类事实变得警觉起来，即他的自体容易因错位的或者被打断的共情而受伤害,并且他已经开始重新构建在他早期生命中起源性的决定性情境；于是他将不再仅仅靠回忆来了解童年期的那些致病性时刻，而且还会观察到他母亲对于他或者其他人(特别是对于孩子们,例如她的孙子女们)的有缺陷的共情。在 M 先生的案例中，这种直接的信息来源已不复存在，因为患者的母亲已经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过世了。然而，除了某些移情现象，一些童年记忆也表明了他所体验到的母亲对他的回应是不够充分且错位的。他回忆起,在童年期的很多情境中,他会试图突然地注视母亲，这样的话她就没有时间用虚假的友善和显得对他感兴趣的面部表情来掩饰她实际上并不在乎他的事实。他还记起一个特别的情形,那次他弄伤了自己,一些血染到了他弟弟的衣服上。他的母亲没有分辨是他、而不是他的弟弟处于惊吓与痛苦之中，她随即就带着他的弟弟赶去医院，而把他丢在了后面。

关于最早期的记忆，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亟待确定的回答，即，孩子为什么反反复复地、并且积极主动地试图引发让他惧怕的那些认知(也许,这就好比我们反反复复地去碰触一颗酸痛的牙齿，为了试探它是不是仍然还是疼着；但是所发现的当然只可能是它确实还是疼着的)。这些记忆的心理意味(孩子的一种焦虑的但却充满希望地渴望着的心理状态),似乎排除了这样的诠释:即他希望将自己置于母亲对他的拒绝中，以期满足一种受虐的欲望。我也同样不认为他去注视母亲的脸（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对潜在的创伤处境保持某种控制感;即他通过积极主动地确认母亲的冷漠态度，使自己在处于脆弱状态的顶峰时(例如，当他满心期待母亲的正向镜映的时候)避免由于被动地、出乎意料地被母亲的漠不关心击垮而遭受创伤性的影响。人们可能应该从他的行为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这表明了他仍旧没有放弃所有的关于母亲同调（intuneness） 于他的希望——这个结论与患者的精神病理的诊断类别是相一致的_（是自恋型人格疾患的诊断类别，而不是边缘组织的诊断类别)。我们可以假定，母亲的共情并未完全缺失（它只是错位的而非完全淡漠的；毕竟，当他伤到自己的时候，母亲是有反应的),并且的确偶尔肯定了孩子的价值感,以及由此带来他自体的真实感。

母亲缺乏与孩子同调并以充分共情的共鸣方式回应孩子的能力，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他人格的表现嗜好区域的一种特定的发育不良：他不能在表现嗜好区域建立起足够的升华性结构；这是因为，由于母亲的原发镜映回应不足，导致他无法形成一个使得母亲建构性的、越来越有选择性的继发回应（她对于孩子的需求恰好地渐增的沮丧感）得以进行的充分基础。故此，他固着在了表现嗜好的原始形态上；并且由于原始表现嗜好无法在成人生活中找到适当的满足感，因而他发展出了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型 （all-or-nothing type)的脆性（brittle）的防御结构，即他要么遏制他的表现嗜好，从而对自尊的健康形态、以及对他自己和他的表现的愉悦感造成了损害；要么他的表现嗜好在疯狂的行为活动与狂野的性幻想（有时会付诸行动）中找到出口得以突破，在这些活动与幻想中，提供镜映的自体-客体（总是一个女人）是在他绝对的、施虐性的强制控制之下的一个奴隶，必须遵从他的每一个愿望和突发奇想的冲动。

关于他的作为作家的工作(这一点必须再次被强调：他的工作本来应该为增强其成年后的自尊感做出最大的贡献，本来应该通过创作从而为转化了的夸大-表现嗜好的自恋张力提供最重要的出路),缘于与母亲相关的镜映功能失败而引起的结构上的缺陷,导致了令人恐惧的和让人瘫痪的(在工作中的)过度刺激的体验。当他的想象力被调动起来的时候，他不具备足够的结构去限制与中和其夸大及表现嗜好。因此，当他进行写作的时候,他常常会变得紧张而兴奋,然后要么不得不抑制他的想象力(从而损害了作品的创意和活力),要么完全中止工作。

然而，阻碍他的创作之路的障碍，并不能主要通过仔细探究他与镜映的母亲自体-客体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其心理装置中原发结构缺陷来解释，因为他在专业活动中所使用的能力主要不是基于原发结构，即基于在他与提供镜映的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基质中培养起来的先天能力;而是基于代偿性结构，即基于在他的童年晚期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父亲)之间的关系基质中所获得的、或者至少是被决定性地加强了的才能。

在处理这些代偿性结构及其特定的缺陷之前,先陈述一下对于在M先生童年期具有重要的起源性意义的心理事件序列所进行的重新构建，将会对我们有所助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M先生的核心自体结构无疑因母亲回应的缺乏而受到了决定性的损害。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随后转向了理想化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上的转移),为了在与理想化的关系之中代偿他在与镜映自体-客体的关系中所遭受到的伤痛2。在他的童年时期，M 先生一定尝试过先理想化、而后获得(即整合进自己的自体之中)他父亲的某些能力(这些能力看起来在父亲的人格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他的父亲似乎高度重视这些能力),尤其是他父亲使用语言和文字的技巧。无论以及成年之后，患者正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试图以一种目的约束的、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来为他夸大及表现嗜好之挣扎努力的衍生物而找到满足感。但是，作为这些挣扎努力源起于其中的自体的那些区域,仍然保持不变(保持原始状态),因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更确切地说:包裹那些区域的心理结构在调节性及替代给予性上的发展),尚未经由其母亲所给与的可靠回应（首先是愉快地接受的回应，如何,在整个青春期

随后是选择性递增的回应）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得以维持。

对于分析师来说，见证患者是如何努力尝试在使其人格自恋区域的发展受到阻碍的情感死胡同里找到他的出路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他所选择的专业活动(与艺术评论相关)，为他提供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方式，允许他得以表达他特定的自恋需求。现在在他的写作中,描述与评论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他可以使用父亲的理想化的力量,将他对于母亲共情性回应的渴望转译成适当的词句；甚至他那些未能减轻的对于母亲回应性的身体质感的原初渴望,也可以在他从事专业活动时必须创作出来的某种言语表述中得以象征性地表达。

他的不幸(他寻求治疗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正在于此)是,从爱好词典收集、热爱文字、语言睿智的父亲那里,他没能得以成功地建立适当的、功能良好的代偿性结构;因为父亲未能使他如愿,正如之前母亲也未使他如愿。(然而,他进入分析的时候已经在从事写作职业，从这个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父亲作为一个自体-客体的失败不如他母亲作为自体-客体的失败那么严重。)换句话说，父亲不能允许自己享受被他的儿子理想化的感觉,并且他不能通过共情性参与的回应来促进儿子与他之间理想化关系的恰好发展；这种关系正是他的儿子所渴望和需要的。因此这个男孩在加强他的自体结构的努力尝试中再次遭受挫折，他在建立一个功能装置的努力尝试中再次遭受挫折，而这个功能装置有可能使得他通过可靠且可获得的在创作上的追求，以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来展现和表达其自体。

与理想化父亲成功的、阶段适恰的、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chip-off-the-old-block-type）融合(或是孪生关系),然后逐渐地或者阶段适恰地对他产生失望--这个过程本来也许可以通过暂时参与到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无所不能之中来提升 M 先生的自尊，并且最终也许可以在他的夸大幻想区域与表现嗜好区域提供适宜的缓冲结构与卸载(discharge)模式,消除由于早期与镜映不充分的母亲之间的心理交互而造成的损伤。的确,他在语言与创造性写作领域的代偿性活动并非完全不成功，他从中也得到了些许满足感。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他对于自己创作的准艺术(quasi-artistic)作品的认同，还是从中获得的满足感(直接地,在工作中获得愉悦感;或者间接地,通过公众对作品的回

应而获得愉悦感），都不足以维持他的自恋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分析进程确实能够通过衡量逐渐发生在这个领域里的进步来加以校准。

M 先生在语言与创作领域内已经建立起来的代偿性结构的疾病性质是什么呢？它如何被治愈呢?让我简要地来给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答案。(1)关于代偿性结构功能的障碍，可以这样来讲， M 先生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障碍，即无法将他心中涌起的、以视觉意象形式呈现的幻想,翻译成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一位学院教授曾经略带神秘地说过，他遭受着“逻辑”缺陷的痛苦，而一个外行很可能会诊断为轻度的、限定性(circumscribed)的思维障碍)。(2)关于失衡紊乱的代偿性结构的治疗本质,我们可以说,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改善是经由以下两条途径而发生的。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在与母亲自体-客体不充分的镜映回应有关的区域所进行的修通过程，即逐渐地将他的夸大-表现嗜好的迫切需求整合到他的人格之中。在这个区域被修通的过程中，搅动带来了张力，而小提琴演奏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过渡性安全阀。在F小姐的分析过程中,舞蹈提供了类似的功能。)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在与父亲的撤回有关的区域所进行的修通过程，父亲的这种撤回发生在患者已经认定了对母亲镜映回应的期待是无望的之后、转而想要将自己依附于父亲（尤其是为了在语言的国度里分享父亲的能力)之时。这是一个关于起源性相似体验之“套叠”(“telescoping”)的例子，即在患者人格的这个区域完成的一些关键性的分析工作，并未聚焦在早期生命的起源性模式上（这种模式必然在父亲最早期的断然拒绝时已经初次呈现出来了),而是聚焦在了他在前青春期的晚些时候类似的动力性模式上,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在确定M先生成年后人格障碍的独特特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说，他记得当他的母亲过世之后，他曾经试图要得到理想化父亲的关注,但是他的父亲对他缺乏兴趣,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尤其是父亲的再婚,这被患者体验为自恋的伤害以及对他这个人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