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情神经症的分析中,结案阶段经常以重回结构性冲突为特征,这样的冲突是在分析的主体部分(“中间阶段”)进行修通工作的主要内容。再一次，俄狄浦斯关系之最终断绝的必要性显得迫在眉睫（与分析师的即将分离，使得患者面临最终放弃其童年期爱恨交织的客体)；再一次，他内心的孩子试图坚持旧有的需求，直到最终下定决心永远搁置这些需求，或者真正成功地摒弃它们。

在对自恋型人格障碍进行分析的修通过程中,如果大体上关注的是患者自体结构中的原发缺陷,其结果是经由转换性内化获得新的结构,并以此达成缺陷的逐渐康复;那么,这类分析的结案阶段可以被看作与通常的移情神经症分析的结案是平行的。被分析者不得不直接面对与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的最终分离，意识到这一点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这项艰难的情感任务带来的压力,使被分析者发生暂时性的退行,从而导致了结构性缺陷的康复似乎再度失效的情形。换句话说，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状况--康复似乎是个假象，患者改善了的功能不是新近获得的心理结构的结果，而只是倚赖于自体-客体的现实存在。或者，用另一种仍有所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突然发现修通的进程并未带来那些恰好的挫折，即通过细微的内化作用来铺设心理结构，并使患者独立于分析师;而是,患者的改善倚靠着外在的自体-客体,或者充其量是,患者通过与自体-客体（分析师）发生整体上的、不稳定的认同从而借用了他的功能。因此，在这类个案的分析结案阶段的各种表现之中，经常有显著的迹象表明与自体-客体关系暂时性的再具象化(reconcretization)。患者再一次感受到分析师替代了他的心理结构;他再一次将分析师看作其自尊感的提供者、其雄心的整合者，看作是具体存在的、给予他被认可以及其它形式的自恋养分的理想化力量。

例如,对1先生进行分析的结案阶段的某些细节(参见Kohut, 1971, p.167-168),为分析师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再具象化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证。在一系列近乎滑稽直白的梦境中，I先生通过身体各种不同的腔孔吸纳了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或者他的权力特征。但是接着，当结案阶段接近尾声之时，他从这些象征性的整体认同回转到了先前在分析中以修通方式所达成的转换性内化的成果，即他可以充满愉悦感地期待未来能够实现自治的功能。

然而，如果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中，自然激活的移情与修通过程不仅涉及原发缺陷以及包裹它的防御结构,而且特别是涉及到那些代偿结构,如同M先生的案例,那么这类分析的结案阶段的情形则会有所不同。

大约在分析真正结束之前七个月的时候，M 先生表达了结束其分析的意愿。现在我想恳请读者耐心地，允许我以如下虚构的出自患者言谈的形式，来呈现我关于被分析者在结案时期的情绪状态的理论观点。

“分析师,”他说,“我想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得以充分增强我的代偿性心理结构,因此我现在变得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而且我现在能够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努力工作。投身于有意义的目标以及这样一种创作活动，使我的自体变得稳固(solidify),给了我一种活着的感受,真实地、有价值地活着。并且,这些态度和活动带给我足够多的愉悦，使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这些都防止了空虚和抑郁的感受。我已经获得了某种心理实质，让我可以去追求远离自体（self-distant)的目标，而又在创作活动中意识到了积极的创造性自体。换句话说，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介于作品(即我自己的延伸;我对之全身心的热爱,以及我对于使之完美的愉悦感)与自体(即富有成效的能动中心；这是一种我正在进行创造工作、并且实现创造的兴高采烈的体验）之间的平衡。在创作的过程中，虽然我因此愉快地意识到了我自己，但是我不再会变得轻躁狂般地易于激动；我也不再像过去习惯的那样，害怕我的自体会被我创作的作品而耗竭殆尽。作为一个充满愉悦感体验的启动中心的自体,与我为之自豪的作品之间,如今建立起了一种连续完整的心理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