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理论讨论中，自恋，即自体的力必多投注（备注1：关于自恋被界定为“严格定义的自体力比多投注”，及其与其他力比多分布区别（如自我功能或“自体利益”使用的分布），见Hartmann（例如32，特别是第185页）；和33，特别是第433页），其本身既不病态也不令人讨厌，对这一点通常不会有争议，但只要离开理论的范畴，就容易倾向于负面地评价它。毫无疑问，这种偏见的产生是建立在对自恋和客体爱之间相比较的基础上，其理由是断言力必多投注到自体在两种力必多分布形式中更为原始，且适应性更差。然而，我认为，这些观点主要不是源于对自恋发展的地位或适应价值的客观评价，而是源于西方文明利他价值体系的不当侵入。无论其原因是什么，这些价值判断使临床实践变得狭隘。它们往往会导致治疗师希望用客体爱取代患者的自恋状态，而通常忽视了更适合的目标——自恋的转换（即重新分配病人的自恋力必多，并将原始心理结构整合到成熟的人格中）。

在理论方面，自恋对健康、适应和成就的贡献也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备注2：Federn 的陈述与这一方法相结合，形成了《自我心理学与精神病》（9）中的一章。然而，此处正如Federn对自我心理学的许多其他令人着迷的见解一样，其建构仍然过于接近现象学，即内省的经验，因此很难与心理分析理论的既定体系相结合（参见第31页，第84页）。然而，这种偏好作为启发性的基础也无可厚非，因为在平衡状态下对相对沉默的自恋状态的检视，显然不如对失调状态下自恋的检视那么充分。我们称之为“自恋受伤（narcissistic injury）”的自恋平衡失调，似乎为了解自恋问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途径，这不仅是因为自恋发生在广泛的正常与异常心理状态谱系中的频率，也因为它们通常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伴随着尴尬或羞耻的痛苦情感，以及称为自卑或骄傲受挫的想法。

从弗洛伊德的工作中，可以识别出两个互补的方向，分析家沿着这两个方向将自恋失衡的一些情形努力地匹配到预先建立的精神分析上下文中。一方面，弗洛伊德提请注意自我与本我有关的某些功能，特别是与前生殖器驱力的暴露癖方面有关；即，他指出潜在的羞耻感是防御的动机（自我的羞耻，羞耻感），并指出羞耻感是伴随防御失败而产生的（14，第169171页，178）；（16，p.242ff.）；（26，p.99n.，106n.）；（此外，17，p.177f.）；（18，p.171）；（和19，p.108）。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断言，儿童的自恋有一部分转移到了他的超我上，因此，自恋的张力产生于自我努力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之中。弗洛伊德说，超我是“自我理想的载体，自我通过超我来衡量自己，自我模仿超我，努力达成更完美的要求”（27，第64页）。

在目前的语境下，我无法去讨论精神分析和相关文献中的众多贡献，它们都遵循弗洛伊德关于自恋发展两个方向的导论。虽然在某些方面，我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弗洛伊德所勾画的轮廓，但我自己思想的总体模式也是由它们所决定。

尽管在本研究中，我经常会提到心理表层上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现象，这些现象很容易被翻译成行为术语，但这里所使用的概念并不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自恋通常定义为自体的投注，可能仍然与商业交易的方法相似；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体是可变的，绝对不同于社会领域观察者所评估的人格界定。在某些心理状态下，自体可能扩展到远远超出个体的边界，或者它可能缩小并与个体的某一行为或目标相同（参见43，p.226f.）。自恋的对立物不是客体关系，而是客体爱。从社会领域的观察者角度来看，一个人丰富的客体关系可能掩盖了他对客体世界的自恋体验；一个人表面上隔离和孤独，却可能正处于大量客体投注的状态。

原初自恋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它是从实证观察经验中推断而来，但它不是指社会领域，而是指婴儿的心理状态。它包含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论点：婴儿最初体验母亲和她的照顾，不是一个你和它的行为（a you and its actions），而是一个 “我-你”分化尚未确定的世界观。因此，对母亲及其照顾所预期的控制，更接近于成年人对自己和对自己身心的预期控制，而不是成年人对他人的体验和对他人的控制（备注3：Bing、McLaughlin和Marburg（第3页，第24页）认为，原初自恋是一种“力必多以无差别的方式广泛地分散到机体各个部位”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定义是将原初自恋定位为在心理上的接近变得恰当之前存在的状态。）。

然而，原初自恋并不是后续发展考量的重点。尽管在整个生命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原初状态的直接残余物，即一种弥漫于人格各方面的基本自恋张力，我将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两种形式上，与之相区分：自恋的自体和理想化的父母意象。

原初自恋的平衡被成熟的压力和精神紧张的痛苦所扰乱，这种紧张是因为母亲的照顾必然有不完美，（回应）延迟所带来的创伤也无法防止。然而，婴儿的心理组织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完美系统来处理这些扰乱。弗洛伊德（21，第136页）将其中之一称之为“纯粹的快乐自我”（备注4：在本文中，纯粹的快乐自我可以看作是一种前置的结构，在本文中称为自恋的自体。），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这时一切愉快、美好和完美的事物都视为是原始自体的一部分，而一切不愉快、糟糕和不完美的事物都认为是“外在的”。或者与此相反，婴儿在第一次尝试处理这些不好的感受时，通过赋予原初的你——成年人，以绝对的完美和全能，来努力保持最初的完美和全能（备注5：关于全能客体不成熟心理形成的概念，以及孩子与全能客体的关系的讨论，见费伦茨（10）和琼斯（37）。另见桑德勒等人，他在这样的语境中谈到了“理想客体”（48，p.156f.））。

对理想化父母意象的心理表征的投注，既没有充分地纳入自恋的范畴，也没有纳入客体爱的范畴。理想化显然可以恰当地描述为自恋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当（仍未分化的）原初的极乐感、力量、完美与好，逐渐分离为与快乐、权力、知识、美丽或与道德相关的完美时，它们就被投射到父母的形象上。即使客体是异性，同性爱的力必多也总是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证明了理想化和自恋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理想化客体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征，可以通过认同轻易地带回到与自体的关联中，这是其自恋特征的另一个证据，正如弗洛伊德（23，p.250）及后来Rank（46，p.416）所提到的，认为“客体选择上的自恋类型”可能为以后抑郁症的病理性内摄打下了基础。然而，把理想化客体意象归入自恋的范畴，只讲了故事的一半。对理想化客体的自恋投注，不仅与真正的客体爱特征相合并，而且自恋投注的力必多自身也发生了转换，即：理想化力比多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自恋力比多发展过程中迈向成熟的一个独特步骤，有别于客体爱在自身过渡阶段的发展。

虽然父母意象理想化是儿童原初自恋的直接延续，但随着儿童认知器官的成熟，理想化父母在认知中的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当逐渐意识到满足与挫折是来自于外部时，在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客体交替地从自体中浮现出来又重新沉入自体之中。然而，当与自体相分离时，儿童在每个发展点上对客体的体验都是完整的，而把看似客观地将客体分为“部分”客体和“完整”客体，则是取决于成人观察者的价值判断。

因此，理想化父母心理表征的形式和内容随儿童认知器官的成熟阶段不同而变化；它们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影响到内化的选择和内化的强度。

理想化的父母意象部分被赋予了客体力必多投注；理想化的品质为儿童所爱，因为它们是儿童顽强地紧抓不放的满足之源。然而，如果心灵本能满足的源泉被剥夺了，它就不会屈从于失去，而是把客体意象变成一个内摄物，即变成一个精神装置的结构，它接管了客体先前所执行的功能。因此，内化（尽管是心灵自治装置的一部分，是自发发生）因客体的丧失而得到增强。但在目前的元心理学背景下，广义上讲，从父母的死亡或缺席，或父母由于身体或精神疾病而情感撤回，到孩子不可避免地对父母意象的局限性感到失望，或者父母禁止了儿童未经调整的本能要求，这些都属于客体丧失。

有人认为客体丧失这个术语不适用于因教育或其它现实的要求所带来的挫折，我不会反驳他们。然而，在驱力调节功能内化的前提条件下，这种差异只是数量上的。善意拒绝儿童未经调整的本能需求，即使以积极的价值形式表达出来，对儿童仍然是一种挫败，它意味着不可能维持一个特定的客体投注；因此可能导致内化，并增加精神结构的驱力调节。超我在驱力调节心理结构中的独特地位，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儿童必须在向他婴儿期客体表征的投注达到峰值的特定时刻实现特定阶段的投注撤除。

如果我们把这些考量应用到我们的特定主题，就可以认为在前俄狄浦斯期，通常会逐渐失去理想化的父母意象，同时还伴随着自我驱力调节体系的增强，而在俄狄浦斯期的巨大丧失则有助于超我的形成。儿童在理想化父母那里所发现的每一个缺陷，都会将这些在外部丢失的客体品质从内部进行保护。(备注6：这个大谱系里浓缩了各种可能性。不仅是父母的疾病或死亡，父母对幼儿疾病的反应也可能过早且创伤性地粉碎理想化的客体意象，从而导致大量的与阶段不适宜、不充分的内化，阻止了理想化超我的建立，使得在向外部寻求渴望融合的全能力量与强化夸大自体概念这两种防御之间难以取舍。然而，不仅是过早发现的问题会带来这方面的创伤；自恋的父母没有能力帮助儿童逐步发现自己的缺点也会带来同等程度的创伤性后果。儿童终究无法避免面对父母的缺陷，当其发生时，将由此引发大量病理性内摄。)如果儿童的谎言未被发现，理想化客体就丢失了全知方面的品质；但是全知被内摄成为驱力控制体系的一个细微部分，也成为全方位视觉即超我之全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由于对客体的理想化品质在特定阶段的大量内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超我必须视作“自我理想的载体”。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我理想就是超我在特定阶段对客体理想化品质大量内摄的部分。理想化父母是原初自恋的完美和全能的载体，这就可用来解释超我的全能、全知和完美，由此，超我的价值和标准被体验为绝对的原则。但事实上，最初的自恋在其再次内化之前已经穿越了一个被珍视的客体，自恋投注本身也被提升到理想化的新发展水平，这就解释了我们的标准、价值和理想在情感上的独特重要性，因为它们是超我的一部分。在心理上，这种价值不能用它的内容或形式来定义。比如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不考虑玩笑的特定心理结构来进行讲述，就不再有趣了。同样，那些属于超我领域的价值和理想的独特地位，既不取决于它们（各种各样）的内容（可能包括对无私、利他行为的要求，或对卓越和成功的要求），也不取决于它们（各种各样）的形式（即，无论是禁令还是积极的价值，甚至包括对特定驱力释放模式的要求），而是取决于它们的起源和心理位置。不是它的形式或内容，而是它独特的品质，在激发我们的爱和钦佩的同时施加给驱力控制的任务，这就是自我理想的特征。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关注自恋的自体。与对理想化父母意象和自我理想的本能投注相比，自恋投注保留在与自体的联结中，并没有像理想化时投注了一部分具体内容到客体爱。自我理想主要与驱力控制有关，而自恋性自体则紧密地与驱力及其必然的张力交织在一起。我想表达的是，自我会体验到自我理想的影响是来自于上层，而自恋自体的影响则来自下层，听起来有些拟人化的风险，但实际上只是浓缩了大量的临床印象和起源重构的结果。或者我可以用与这两种结构的前意识衍生物有关的意象来说明我的观点，一个人是由他的理想所引导，而由他的雄心所推动。理想化父母意象，被敬畏地注目，被钦佩，被仰望，就像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相比之下，自恋的自体是想要被看到和欣赏。

自恋自体的形成具有两方面的价值，既是一个迈向成熟的预备步骤，又是一个发展的成果，与它相关联的夸大幻想，也是阶段性匹配并具有适应性的，与将理想化客体的力量和完美进行高估一样。过早地干涉自恋自体会导致自恋的脆弱，因为夸大的幻想被压抑，无法抵达并调整它的影响。

自恋自体和自我理想，可以通过两种结构中的表层与意识的关系来进行区分。感觉和意识是感觉器官的心理模拟，对周围环境进行扫描。因此，自我理想具有客体属性，这就有助于从意识层面去获取。（备注7：当然，当自我理想的某些方面由于内在精神冲突而变得隐蔽时，这些考量就不适用了。这种隐蔽性处于压抑与否认之间，与自我理想作为一种内在客体的特殊地位相符。）然而，即使是自恋自体的表面部分，也很难通过内省被感知到，因为这种结构没有客体属性。Binswanger 在写给弗洛伊德（1912年6月29日）的信中提到，他“被他（弗洛伊德）巨大的权力…支配意志所震撼”。弗洛伊德回答（1912年7月4日）：“我不相信自己在权力意志方面要反驳你，但我并未意识到这点。我早就推测，不仅是心理压抑的内容，还有。。。我们自我的核心是无意识的。。。。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意识。。。是指向外部世界的感觉器官这一事实，因此它总是附属于自我的一部分，而自我本身是未被感知的”（457f）。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前意识与自恋自体的关联、与自我理想的关联，分别被我们体验为我们的雄心和理想。它们有时很难区分，不仅因为雄心常常伪装成理想，也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幸运的时刻，或者非常幸运的人在生活中有幸运的阶段，其雄心和理想是一致的。青少年把自己的理想伪装成雄心，并不罕见，而最终自我理想的某些内容（对成就的渴望）可能会误导观察者。然而，如果将元心理学的差异铭记在心，现象学上的差异就很清晰了。

我们的理想是我们内在的领导者；我们热爱它们，渴望抵达它们。理想能够吸收大量转换后的自恋力必多，从而减少自恋张力和自恋的脆弱性。如果自我对超我的本能投注仍然没有被充分地“去性化”（或再次性欲化），其结果就是道德上的受虐，在这种情况下，当自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它可能陷入屈辱的泥沼。但在通常情况下，当自我无法达到理想时，它并没有特别体验到自恋受伤的感觉；相反，它体验到的是一种类似于渴望的情绪。

我们的雄心，虽然源于婴儿期夸大幻想的系统，但也可能会受到适当的约束，融合到自我目标的结构中，并实现自治。然而，在这里可以辨别出一种由起源所决定的典型心理倾向。我们被自己的雄心所驱使，我们不爱它们。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些，自恋-表现欲的张力就不能得到释放，会被堵蓄起来，自我体验到的失望情绪就总是混杂着羞耻。然而，如果因为儿童的自尊受到创伤性打击、夸大的幻想被驱逐进入压抑之中，使得自恋自体的夸大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修正，那么，成人的自体就会在对自体的非理性高估和自卑感这两者之间摇摆，当雄心受挫时，感受到的是自恋的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