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化和觉察:心理解放的双螺旋结构

认识精神之流的内容的意识，比这些内容本身更重要。

——-MARK EPSTElN

依恋理论的研究强有力地表明，我们相对持久的心理状态，以及每时每刻的主观体验，都受到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生命中的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姿态的影响，这些影响与直接受环境的影响相比，可能不相上下，或者更大。

安全依恋关系培养出可以采用反思性的心智化姿态的能力，这个姿态能够带来灵活的注意能力、对新的信息保持开放，并且有能力对同一个体验从多样的观点去考虑。这样一种姿态对于我们彼此间相互理解和理解自己都至关重要。它尤其是让心理的视角成为可能，从而让我们认识到: (1)存在一个塑造行为的内在世界；(2)这个内在世界是表征性的，与它所模拟的外在世界有联系，但是绝不等同。反思的姿态也提升了内在的自由感——一种对主观体验具有流动性和柔韧性的觉知，此外还提升了运用个人执行能力的可能性，即，有意尝试去影响自己的体验的特质。

与此相反，不安全依恋和(或)未解决的创伤。会导致僵硬的、有时候是易碎的注意力策略，它限制了我们根据新的信息来更新旧的工作模型的能力，以及从多样视角来考虑体验，包括——最为重要的——心理剧视角，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及其他人的行为。此时的姿态是一种嵌入，它使我们对这一刻的体验如此受制于自己狭隘的看法，以至于任何其他看法在情绪上都变得毫不相关。逗留在这样一种姿态里，我们无法解释自己的体验，相反，只会纯粹地被它所界定。

很多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患者，都长期地或者间歇性地嵌入在他们自己的体验中，其结果是，要靠自己去影响把他们带进治疗中的那些痛苦、症状或限制时，他们觉得很无助。当这样的患者不能理解未经处理的体验和他们对这个体验的反应之间的差异时，他们容易感到被自己的情绪和信念囚禁起来，好像这些就是不折不扣、不容质疑的事实。当然，与客观事实不同，主观体验——一个由身体感觉、情绪和想法构成的流动的、多种模式的综合体——只能产生于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的个人表征世界，这个世界过滤着我们对内在和外在现实的知觉。但是，通常，我们的患者发觉他们无法获取对于表征世界的影响的觉知，或者无法从中获益。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结果就嵌入在那个世界里，以地图就是领土的方式而生活。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思考任何自己还没有相信的事情，无法想象任何他们现在还感觉不到的感受，而且除了他们眼下正在做的之外，他们无法考虑任何其他的观点和行动的过程。这种嵌入的姿态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情感的调节和反应的灵活性，此外也破坏个人执行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原本能让这些患者感到自己可以插手塑造自己的体验。

作为治疗师，我们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嵌入进来，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自由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的限制。移情一反移情的活现是双方共同嵌入的实例。当我们完全嵌入到体验中，就被自己的内在表征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所抓牢了，这个外在世界包括其他人的行为。一种心智化的姿态和(或)一种觉察的姿态，有可能松开让我们感到双重地嵌入其中的内在和外在环境的掌控。

作为“解除嵌入”过程的心智化和觉察

让我们回想一下临床上的重要发现，在预测安全依恋和养育出安全型儿童的能力方面，与成人记忆中自己依恋历史的事实相比，成人对想法的思考能力——元认知——以及根据潜在的心理状态解释人类行为的能力——心智化——是更好的预测指标。显然，一种发展良好、可以采用反思姿态的能力，能够赢过个人的历史，即便那个历史相当恶劣。

由于童年时期被忽视和被虐待几乎严重到了荒唐的地步，我的一个患者在心理上伤痕累累。然而，他拥有惊人的复原能力，完全没有被创伤史所废掉。他情绪上得以幸存的关键在于他五岁左右就认识到，他母亲“疯了”。这种早期的心智化缓和了发展过程中灾难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心智化促进我们察觉自己和他人的主观体验的解释性深度和表征性特质，以这样的方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心智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从内在世界和外在现实的嵌入中解脱出来。比如，我的患者能够通过解读他母亲不稳定的心理，抵消自己羞耻和内疚的内在体验。他并没有认为母亲神态清醒而自己是不好的，相反，他重新描述母亲是“疯了”的，因此，他能够保留住自己是好的这种可能性。

对于此时此刻鲜活的体验，心智化促成的“表征性重新描述”和解释，不但可以说明它内隐的心理基础，还能根据记忆中的过去和想象中的未来，说明它所处的情境。心智化推动“心理时间的旅行”，自相矛盾的是，这反而让我们可以更加全然地安住在当下时刻。当我们缺乏心智化的能力，太多的时候，我们对当下的体验要么是活在令人泪丧的过去的阴影之中，要么是活在对灾难性未来的想象之中。

对于体验，心智化推动我们根据它潜在的心理状态及其历史加以考虑，这让我们有可能去除对反射性和自我挫败反应的认同，之前这些反应让我们身陷囹圄。以这种方式，心智化有助于我们对习惯性的思考、感受和行为的模式“去自动化”。由于心智化在我们的体验和我们对体验的反应之间，开启了一个心理的空间——常常还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心智化的过程就是“解除嵌入”的过程。

反思姿态作为心智化的预兆，在依恋理论中地位显著，与此同时，依恋理论家对觉察的关注却只是一带而过。觉察也是一种对于体验的姿态，可以促进对有问题的心理状态解除嵌入和去除认同。但是，觉察与心智化不同，心智化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体验的心理深度上——包括体验的潜意识维度和它的历史——觉察的姿态则通过有意地和不加评判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体验的广度上，帮助松开内在和外在环境对我们的掌控。

在觉察的姿态中，我们只是单纯地注意到此时此刻的全景，允许自己有意地、尽最大可能地安住在即刻的体验中，以便能最直接地理解这个体验，而非取而代之，去思考体验的意义(就像我们有意进行心智化时所做的那样)。这就需要接纳、顺应，或者有时被称作信仰——尤其在我们所注意的体验令人痛苦的时候。但是假如我们选择面对它，而不是与之对抗，我们就可以察觉到如同巡游队伍经过一样出现的想法、感受和身体的感觉，它们每时每刻都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着我们的体验。

有意选择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处以及如何引导注意力，这是觉察姿态的关键——而有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对我们的注意力的定位。一旦我们这样去做了，就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注意我们的体验，即增强在觉知和所觉知的客体之间存在差异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巩固自己对觉知的觉知的认同，它可以起到内部安全基地的作用。当觉察性的注意揭示出体验如同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的特性(佛教用语中的无常)时，它通常会使这样的体验不再那么固化——不那么如同铁板一块，而是更富有弹性——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穿越它，从而促进变化的过程。

同时，觉察的姿态也可以使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体验感到更加牢固——更加纯正、更加容易获取，体验上也更加“真实”。在当下时刻的体验中，当过去和未来都在主观层面被修剪掉了，这个时候这种转化就发生了。于是此时此刻会忽然充满了一种让人解脱的永恒的质感，而不是令人窒息的不变性。

在这种氛围下，有两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既感到“活得轻松”了，又感到迫切需要以一种更富有同情心、更踏实和更能以当下为中心的方式去回应体验。这种令人振奋的自由和迫切的双重感觉，能够打破无助的恍惚状态，这种恍惚会时不时当我们的内在世界和外在现实互动时出现。觉察培养出一种觉醒，让我们注意到并且不去认同先前对体验的自动化和无意识的反应。以这种方式，对患者和治疗师而言同样如此，觉察的姿态——跟心智化的姿态一样——可以成为解除嵌入和发生改变的有力资源。

当然，心智化是心理治疗实践中的一个主要成分。根据潜在的心理状态对行为做出反应——根据为体验赋予意义的感受、信念和欲望对体验加以理解——这就是我们跟患者在一起每天所做的工作。觉察，它自身的毫无疑问的价值，也让我们作为治疗师有能力更加全然、更加平静地在场，因而也能把我们变成更好的“心智化的人”。这种“开放的存在”的品质，促进了对于患者和我们自己在情绪上最为重要的更高程度的接受性。通过广泛而非狭窄的注意力聚焦，觉察的姿态使一种直接的了解成为可能，这种了解是具有整合性的，而且似乎同时是身体和心理的产物。这种整合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去帮助患者，让患者既可以去思考自己的感受，也可以去体验被自己的思考唤起的感受。因此，觉察——通过加强我们自己的心智化——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患者的心智化能力。

在关系的情境中发展心智化和觉察

正如Bowlby 所言，由于依恋关系被体验为如此必不可少，因而作为发展的情境，依恋关系的影响是如此强而有力。也如Ainsworth 所澄清的，恰恰是发展性对话(最初是非言语)中沟通的品质——它的包纳性、灵活性和情感调节的有效性——决定了它带来安全感或者不安全感的潜在可能。而且像Main 所证明的，我们早年的人际间对话被内化为工作模型和规则，用于调配我们的注意力，尤其塑造了我们对于体验的姿态。

在心理治疗中，跟童年时期的发展相似，对于体验的姿态，特别是那些充满了情绪的体验，是在依恋关系的矩阵中被塑造的——而且能够被再次塑造。有能力从体验中解除嵌入的治疗师(或者父母)能够建立起一种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患者(或者孩子)可以习得同样的能力。对患者和孩子而言同样如此，发展安全感和心智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你体验到的关系中，那个依恋对象把你的心放在她自己的心里。在心理治疗中，这样一种体验取决于共情性调谐的治疗师的心智化姿态，这一点——如同敏感反应的父母一样——具有内隐的和外显的两个方面的维度。

内隐的心智化涉及到从直觉上不断解读非言语的情感线索——这是右脑的特长，它让我们可以根据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做出反应。当我们以相应的面部表情或者切换谈话语调的方式，来反射性地“镜映”患者的情绪状态时，我们就在进行内隐的心智化，这通常是在意识的觉知之外。以这种方式对行为进行自动化的解释和反应——即共情性的方式——对于培养出一种让患者感觉被感受到和被理解的关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相反地，外显的心智化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它借助“左脑解释者”的语言资源，有意图地对行为的意义及其心理学的基础进行反思，这常常会使内隐的变成外显的(比如，当患者某种愤怒的语调流露出他心怀怨恨时，治疗师对被患者否认了的愤怒做出点评)。无论何时，每当我们试图用言语表达自己在努力理解患者的体验，或者，就此而言，还有我们自己在治疗互动中的体验，我们就在外显地心智化，而且还邀请患者做同样的事。

确切地说，在一个感到越来越安全的依恋关系情境中，是治疗师的心智化逐渐提高了患者采用心智化姿态的能力，无论这种心智化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同样，能够觉察的治疗师也能利用这个关系，培养患者自己觉察的能力。

如同稍早时谈到的，觉察是有“感染力”的。在另外一个平静和接纳的人的面前，我们自身更容易感到平静和有那么一点点自我接纳。作为治疗师，当我们能够进行觉察时，也常常发现患者跟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相遇。所有这些都是内隐地发生着的。我们也可以外显地邀请患者的觉察——比如，当我们建议患者跟自己当下的体验呆在一起，或者当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患者离开对此时此刻体验的关注就无法回答的。无论何时，每当我们既没有把注意为引向已经发生的，也没有引向将要发生的，相反，而是引向现在正在发生的，我们就为患者进行觉察创造了机会。而且每一次，当他们能够带着察觉和接纳，“安住”在当下，他们就提高了自己觉察的能力